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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顿了顿，看着我的眼睛：
“他们说，他们以为当年的死亡记录是误报，或者有什么隐情。”
“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我声音发颤。
“三年了，没有一个亲戚告诉我其实你和你爸妈都死过一次？”
“我们问了。”
赵警官接话。
“您姑姑说，她试探着提过一次，但您反应激烈，坚称父母健在，还因此和她大吵一架。”
“后来大家就默契地不再提了，觉得您可能是受了刺激，选择性遗忘。毕竟您看起来过得不错，他们不想再刺激您。”
选择性遗忘。
这个词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某个锁住的匣子。
一些碎片化的画面突然涌入脑海。
“我想起来了。”
我喃喃道。
“年我们确实中毒了。但我没死，我被抢救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爸妈他们。”
如果爸妈死了，那过去三年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是谁？
赵警官和陈警官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赵警官身体前倾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，这是一个经典的准备说重要信息的姿势。
“苏女士，我们调取了年全部的医疗记录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无比。
“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，你们一家三口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。送到医院后，医生宣布三人全部死亡。但是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斟酌用词。
“但是什么？”
我急切地问。
“但是大约半小时后，您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。医生都说是奇迹，立刻组织抢救。”
“您在住了两个月，才脱离生命危险。而您的父母确实没有救回来。”
“至于死亡登记，应该是弄错了。”
所以我活下来了。爸妈死了。
那过去三年
“您出院后，精神状况很不稳定。”
陈警官接着说。
“诊断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伴有解离性失忆和幻觉。您坚决否认父母去世，坚持说他们还活着，只是出门了。医生建议进行长期心理治疗，但您拒绝，坚持出院。”
“但现在看来，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。因为如果只是您的幻觉，那昨晚的红包、纸条、那些纸币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据。”
“而且窗户被打开这一点也很可疑，如果是您自己开的，为什么没记忆？如果是别人开的，会是谁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