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大，信封上没有字。
但封口是用胶带封的，封得很仔细。
我打开。
里面一张纸条，一张名片。
纸条上四个字。
我爸的字。比笔记本里的更歪，几乎辨认不出来。
但我认出来了。
“去找周律师。”
名片上印着：周明德，市公证处，公证员。
一个电话号码。
我看了那张纸条很久。
然后把它和名片一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当天晚上，我在出租屋里拨了那个号码。
响了三声。
“你好？”
“周律师您好，我是方志远的女儿。方敏。”
那边安静了两秒。
“方敏……”他的语气变了，“你找到那个信封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你父亲说你会找到的。”
我的手攥紧了手机。
“周律师，什么意思？”
“方敏女士，你父亲在年在我处设立了一份遗嘱附加条款。我没有办法在电话里告诉你内容，但我可以告诉你——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在正式遗嘱宣读那天，你一定要到场。”
“带上你这些年照顾你父亲的所有单据。”
“有多少带多少。”
我说好。
挂了电话。
坐在出租屋的床边，看着窗外。
窗外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对面楼的墙。
我爸知道。
他什么都知道。
他在那张病床上躺了二十年，说不了话，动不了身。
但他留了一条路。
给我的。
我从床底下拖出那个纸箱子。
七十三次住院的单据。
二十年的费用。
我从来没算过总数。
那天晚上，我开始算。
一张一张。
一笔一笔。
不是在做账。
是在确认自己被忽视了多久。